safm-《肢体交通》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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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佩真姊妹简史

一、汪氏家世

　　汪佩真姊妹是中国安徽省休宁县人，生于主后一八九九年四月间。汪姊妹的祖父汪公鸿庭，在清朝时官至一品，作过提督、钦差等大臣，也当过湖北省汉阳兵工厂的督办，曾被派往西欧诸国（英、法、德、荷、西班牙等）充任公使，并携带眷属及仆佣同往。汪姊妹的父亲汪楚生先生，是汪公长子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。回国以后，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执教；并任驻日大使馆特派武官。后弃武从文，转入政界，历任浙江一带十余县（杭州、嘉兴、诸暨、临海、温州等）县长。国民革命军兴，复到南京重任军职，官至中将。抗战期间避居沪上，因患高血压而半身不遂，病中接受主，逝世于主后一九四八年春。汪佩真姊妹是汪公长房的长孙女；出生前祖父弄孙心切，生下来虽是女孩，但祖父宠爱一如孙儿，遂给她起名为“亦荪”（“佩真”是她蒙恩后所改）。老人家不准家人给她裹脚，并且送她进学校与男孩子们一起受教育。当时上流社会的女子，出门必乘坐轿子；但祖父要她学射骑，外出必骑马。

　　汪姊妹的生母仅生养汪姊妹和她的大弟汪云荪弟兄。生母早亡，病故时汪姊妹还很幼小，姊弟二人是由日籍继母泽氏一手抚育的。

二、汪姊妹少时生活及退婚情形

　　汪姊妹天赋聪颖，但幼小时并不爱读书；她喜欢装饰，爱看戏并访客出游，过着富家小姐的优逸生活。当时女性都以缠足为美；祖父虽任其天足，要她过男孩子的生活，汪姊妹却常在夜间私下自己缠裹。继母见了加以禁止，她甚为不服，暗忖非其亲生，所以不肯让她“美观”。蒙恩以后她才觉悟，且告诉她的小妹高汪杭荪姊妹：“如果我真的缠成了小脚，那还能够到处奔走传道？”

　　汪姊妹年少时曾由父亲作主，许配给浙江省诸暨县徐姓富家子弟。徐君学业优秀，品貌也很不错，他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后，又留学德国，是一位卓越的机械工程师。当时国内所制造的机车头，全系他负责监制。后因汪姊妹在基督教设立的杭州弘道女中求学期间信了耶稣，一心献身为主，就对父母表示不愿结婚。毕业于弘道后，男方即将迎娶，女方也已将妆奁和首饰都准备齐全。但汪姊沫不愿履行婚约，曾流泪痛哭，坚决反对，非惟未得父亲同意，抑且对她严加监视，防她出走。然而汪姊妹心志非常坚定，夜间乘人不备，潜行到屋前围墙边，先脱下长裙抛出墙外，然后越墙出走，前赴南京入了金陵女子神学院。当时父亲以为她的行为有损汪家颜面，非常气愤，声言一旦见她回来，定要将她置于死地。不得已乃商洽男方同意，由堂妹（即汪姊妹三叔之女）顶替，与徐君结婚，并赠以全部妆奁。因此徐君就成了汪姊妹的堂妹婿。他们婚后夫妇间偶有龃龉，汪姊妹还从中劝解，使他们和好。

三、母教及汪姊妹对家庭中的影响

　　汪姊妹的生母泽美代子姊妹，是日本贵族的后裔，为父亲任职驻日大使馆时所娶。继母对汪姊妹及她的同母胞弟云荪弟兄，爱如己出，曾带往日本求学，后因东京大地震而携回上海，继母除督促学业外，还教汪姊妹各种女红，所以汪姊妹亦擅操家事，且是缝纫、编结、车绣和烹饪的高手，可一手自办筵席。汪姊妹离家出走后，主藉着她的继母从中劝解，不久父亲气亦渐消，于是汪姊妹也可在假期中返家省亲。当时（约在主后一九二一年），父亲在杭州任县长，暑假中适逢王载弟兄去杭州讲道，会后汪姊妹邀请王弟兄到她家中去传福音，庶祖母听后先受感动而信了主，汪姊妹的继母不久也信了，并且向着主的心也很绝对：毁掉家中的佛堂及祖宗牌位，除去所有偶像和一切有关迷信的东西，而父亲也不再反对。接着，汪姊妹的四个弟弟和两妹妹及弟妇（云荪的继室帅小亭），也一个个都悔改相信了，且都有新生的样式。父亲虽然直到抗战期间才信，但当汪姊妹到处传道时，汪老先生曾幽默地发过感慨：“我作了一辈子的官，名气可还没有我女儿大哩！”可见汪姊妹的父亲，早已由反对而渐以女儿为荣了！

　　汪姊妹最小的妹妹高汪杭荪，比汪姊妹年幼十余岁。杭荪（姊妹）在襁褓中时，曾为佩真姊妹误放在一个将熄而未烬的火炉上；不料火焚全身，仓皇中将她浸入水缸始得熄灭，以致臀部有些灼伤，当时汪姊妹非常恐惧，甚至想引咎自尽。幸而自缢时绳索中断，因而得免一死，感谢主暗中的保守！汪姊妹非常爱杭荪（姊妹），出外传道，每到一地，必将行踪和生活情形函告杭荪（姊妹），并附寄随地所摄的照片（可惜抗战期间，自各地寄回上海的照片，大部份都因怕日本人来搜查而毁掉了）；为主忙碌中尚设法贴上各地比较珍稀的邮票，供其幼妹收集。而于杭荪（姊妹）的覆信中，也可得知家中平安的消息。汪姊妹事继母至孝；而幼妹杭荪对长姊也敬侍若母。继母病逝于主后一九四五年，汪姊妹披麻戴孝，重逾两个已嫁的妹妹，在教会中作了美好的榜样。

四、事奉主的经过

　　当家中人住在杭州的时候，汪姊妹假期回家，常携带幼小的杭荪妹妹到麻疯医院，监狱和疯人院等处去传福音；她原很胆小，但靠主既不怕犯人和神经病患者，也有胆量与患有恶疾的人接触。汪姊妹约廿二岁毕业于金陵女子神学院，就开始出外传道。她的行踪大概如下：

　　抗战前（九一八后）由上海启程而往青岛，经烟台，天津，北平，长春，哈尔滨而抵海参威。旋又南下经锦州，四平街，旅顺，大连，普兰店而到北平，天津。以上是“九一八”以后，至抗战开始时的行踪。后来有人告诉汪姊妹，当她奔走各处为主作见证时，曾有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奉命一路跟踪监视，调查她的行动，直到她回返关内，他们才放弃追踪。

　　当汪姊妹在青岛讲道时，各公会及基督教团体中许多弟兄姊妹都前去听道；而且有的还离开他们原在聚会的地方，来参加汪姊妹所领的聚会。因此引起当地的一些牧师及传道者的气愤，齐来向汪姊妹声色俱厉地责问：“你这女传道，是用甚么花样来骗取我们的羊群的？”他们想用凶猛的恐吓手段来威胁她，使她无法驻足于青岛。当时汪姊妹一面往后退，一面从容而柔和地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担忧失去你们的羊，那里有青草，那里就有羊群……。”他们听了就一个个面红耳赤的退去了。

　　当汪姊妹赴烟台讲道时，报载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官家小姐出来传教，许多人是怀着好奇心而去，却受感蒙恩而归。当时李常受弟兄，就是这样得救的。那时候虽然有西国姊妹来中国传道，但是中国女子比较保守，都不敢像汪姊妹那样在大庭广众中宣扬神的福音。后来她与家人谈起，自己也不知道何来如此胆量和口才。

　　抗战开始时，汪姊妹在天津工作，战后自天津出发，经太原，开封，商邱，重庆，万县，成都，桂林，翻山越岭而至越南海防。此后来到香港，再由香港往新加坡、吉隆坡，槟榔屿，泰国南部及其首都曼谷，后来也到沙捞越，北婆（沙巴）等地（以上两处为英国人所控制，抵制外人去传道，将汪姊妹驱逐出境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由新加坡回到上海。数年前有弟兄（张晤晨）去新加坡及东南亚一带，曾有人告诉他：“此间教会系三十年前一位汪姊妹来撒的种子。”

　　汪姊妹事奉主的初期，常是单独一人到各处上讲台，传福音；各地教堂和大学都竞相邀请，往往一时南下福州，厦门，一时北上天津，北平。后来蒙主启示，得知女人应该蒙头，不可在会中讲道，她就全心顺服，不再抛头露面站讲台，只在女性集合的场所讲道，或在姊妹聚会中出面带领。

　　珍珠港事变后，英、美人士（其中有不少基督徒与传教师）被监禁在上海的集中营。汪姊妹自东南亚返回上海，每隔一二周就冒险输送食物及衣物去接济他们。汪姊妹的父亲及两个弟弟都身材高大，不亚于西国人；汪姊妹曾将他们□余的衣服整箱整箱地载往集中营，皮裘也毫不啬惜地送给那些年老体衰的西国弟兄御寒。当时她一方面也仍在南京，青岛及烟台诸地来往，供应教会属灵的需要。有一次她去烟台，见弟兄姊妹们正在痛哭流涕，为李常受弟兄祷告，因为李弟兄病危，他们在那里一意求主给他医治。汪姊妹就严厉地指责当地的负责弟兄姊妹们说：“你们在神面前这样是对的吗？烟台的教会是李常受弟兄的吗？还是神手中的工作？你们简直以李弟兄当作教会的偶像了！如果你们再不认罪痛悔，神也许会拿去你们的偶像来复兴烟台的教会。”那些负责弟兄姊妹听了就醒悟过来，大家认罪悔改，不再祷告求医治。不久汪姊妹就离开烟台，而李弟兄的病也好了。这是一位在烟台的张姓姊妹当时目击的情形。这位姊妹因丈夫（也是弟兄）往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有成，抗战胜利后（一九四九及五○年间），就带着独生的女儿取道香港前往马来西亚团叙，而适逢汪姊妹正在香港，她又目击香港教会因汪姊妹前往看望而得复兴的盛况。后来这位姊妹自马来西亚来台探望在台大求学的女儿，在主奇妙的安排下，得有机会在杭荪（姊妹）家中小住月余。当张姊妹得知杭荪姊妹与汪佩真姊妹的关系后，她就不胜惊喜，且在为赞赏汪姊妹而向主献上敬拜时，逐一将她在烟台与香港所目击的见证告诉了杭荪（姊妹）。

五、生活及作工态度

　　汪姊妹素来夜半三时即起身祷告，年轻时双膝就已跪成黑色。汪姊妹献身给主，凭信心过着专一靠主为主的生活，但并非完全不顾家庭中人，她常在父家近处赁屋居住。奉直之战，举家自杭州迁避上海（那时她认识了倪弟兄），她就在父母弟妹的附近，租下新闸路庚庆里的房子，与李渊如、张耆年诸姊妹同住，开始有聚会，这也是在上海的教会开头聚会之处。“一二八”事变，父母避居福熙路，她就赁居于哈同路。每当她的住处尚未兴起聚会，亦无姊妹同住时，她必招唤幼妹杭荪为伴，而兼施教导。但若家中有事需她照顾，她也随时趋前尽孝。抗战前曾有一年，父亲在上海罹患伤寒重症，汪姊妹将年幼弟妹们安顿在她自己的住处，以免惊扰父亲，自己则两月之久，在病榻前日夜看顾，随侍在侧，而分担继母的忧劳。她深爱诸弟妹及弟妇小亭，他们也都很敬爱她。汪姊妹自己不要过生日，从不告诉弟妹们她是何年何月何日生的（杭荪只知大姊是四月间生的，日子则无从查考了）。但她对父亲及继母的寿辰，却是牢记在心，因为她认为父母在世，是儿女的福分，所以每逢父母生日，她必回家率领弟妹们为父母庆贺祝寿；纵使在外传道，也必写信给弟妹们，共商赠送甚么礼物给父母。

　　汪姊妹自奉至简，她说为了出门方便，衣箱永远只许有一只，帐棚生涯不可为行李而妨碍了工作；内衣至多只可有三套；衣服鞋袜一多（若有人送她而有余），即分送出去，决不积□财物在地上。她往往不顾自己一小时的需要，而为主倾囊奉献。曾有一次，她身边原有关金若干，大约可维持一周的生活；但忽然有一姊妹的孩子病重必须住院，汪姊妹就将全部所有的都给了那姊妹。又有一次曾以仅有的四十多个银元，全部为一需要奉献出去，翌日中午几乎断炊，而那天中午还需招待几位姊妹吃饭。但是主不误事，他感动一位姊妹，忽然在上午十时左右送来一枚金戒指，及时供应了她所需要的。还有一次，汪姊妹自哈同路到虹口去讲道，有幼妹杭荪随往。当天汪姊妹仅有二人来回的车资。但上车后她也为另一位姊妹购了车票，回程的车资就不够了。散会后汪姊妹命乃妹先去车站候车，自己过了一阵才赶到；原来她把手表当了四角钱，才得购买回家的车票。当一只手表本来不止四角钱，但她只要当那么多，并且相信第二天就会有钱赎回的。而到了第二天，果然有人奉献，得以赎回。这样奇妙的故事是常有的。

　　汪姊妹在泰国传道时，一方面受到外界的逼迫，但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为她奉献的却是特别丰厚，如金质银质的腰带，镶嵌珍珠的拖鞋，和钻石的纽扣等等，都是贵重值钱的东西。但是汪姊妹将那些贵重物品，暗中全部卖掉，而为当地贫苦的弟兄姊妹奉献了。自己另购一些玻璃球，和泥制的玩具等物，带回送给幼妹杭荪，且见证了上述的故事。

　　珍珠港事变前，当汪姊妹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时，当地教会为她预备的是一艘豪华邮轮的特等舱票，特别关照她在船上晚餐时，必须换上讲究的服装。汪姊妹却于行前悄悄改换了三等舱票，将余款悉数奉献为着当地贫苦的弟兄姊妹。回到上海后，她将此举密告乃妹，甚为喜乐！

　　汪姊妹对孤儿寡妇也很有照顾。抗战期间她收留了三位年老为寡妇的姊妹，和一位有八个小孩的粤籍寡妇（也是姊妹），她非但长时期供应他们生活必须品，且商得继母同意，把他们母子九人收留在家居住，还设法使那些孤儿，有的去学手艺，有的到商店里去学生意，有的给他们安排工作。她刻苦耐劳，默默无声地在神面前负担着许多无助者的需要。但不知胜利后姊妹身入囹圄，那些受她看顾的老姊妹和孤雏的下落如何了！

　　汪姊妹言行非常严谨，或坐或站，都非常端庄，且也教导乃妹效法。她的住处若无其他姊妹同住，必要杭荪与她作伴，若有弟兄来访，就要妹妹在旁陪着；即使是在夜间，乃妹已经就寝，汪姊妹亦必唤她起来陪坐在旁。

　　然而，汪姊妹却是主里面一位最勇敢的姊妹。她不但曾在抗战期间，冒险去接济集中营中的西国弟兄，在乡间工作时，日行百里乃是常事，脚底起了泡仍然继续步行。为了主的工作，她甘心在穷乡僻壤吃最脏的膳食，过最艰苦卑微的生活。但是主的恩惠慈爱，也一直随着她：一次她骑着骆驼到张家口，高大的骆驼经过长途跋涉肚子饿了，到达城门看见一个饼摊子，它就纵身去抢饼吃，把汪姊妹摔倒在地上。汪姊妹站起身来，竟意外地一点也没有受伤。还有一次是遇到老虎，当她在马来亚与同工的姊妹穿过一个丛林的时候，因为不认识路旁警告牌上的马来亚文，猛不及防迎面来了一只呼啸着的老虎，当时汪姊妹吓得腿都软了。不料老虎忽然掉头转了弯，并没有继续前来，原来老虎见岔路口有一条大蟒蛇，它与大蟒蛇搏斗去了！真是神奇妙的安排！

　　汪姊妹每到一个地方，原来没有教会的，一旦兴起了教会，有了擘饼聚会，她就交与当地的弟兄们，缩手离去；若是一地的教会荒凉，主藉着她前去得以复兴，她也决不长久逗留在那里。主后一九五○年，汪姊妹自沪前去香港看望教会，那时进出境尚得自由，许多人既获离境，就不愿重返原地；但汪姊妹在香港尽了她的职事，就只身经厦门到福州工作去了。她虽然知道前途相当艰难，甚至有性命危险，但却毫无顾虑，乐意与主同行，安危祸福，在所不计。当年她在马来亚曾脱离了虎口，而最后却为着主的道，甘愿置身于虎穴之中。她有为主殉道的心志，至终主也照着她的心愿为她成全，使她得着那更美的盼望！以致荣耀归与神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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